最近读到一本名叫《反教育时代》的书，里边把人的能力理解为把人和工具放在一起的综合力量。这与中国先贤荀子所说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从诸多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这样重新定义人的才能，即“才能=人+工具”，这个公式对人的才能给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理解教育和人才很有启发意义。当才能被理解为人与工具的有机组合时，就更容易理解当今时代的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了。
我们处在一个世界大转型的时代。为顺应时代的需要，教育也在面临大转变，就是顺应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教育范式应该从传统的“培养雇员模式”向“培养创业者模式”转变。美国俄勒冈大学赵勇教授在《世界级的学习者》一书中认为，现代教育提供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适应标准化生产流程的雇员的教育。培养雇员的教育模式是对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教育和培训，学习的都是对已知问题的解决能力，也是对已知方法的学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原来的培养雇员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学校里学习的东西很快就过时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寻找机会发明新产品、解决新问题的社会。这种能力，就需要想象力来把人与工具的组合不断重新匹配。譬如，电脑作为工具，原来是“计算机”，就是用于帮助人们计算的工具。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停留在计算上，就开始让“电脑”来帮助人脑处理事务，比如储存信息、处理分析数据、搜索信息、网上论坛交流信息等。这就是让人的才能随着人与工具的不断重新组合来发挥工具的作用，从而提升人的才能，而这种才能必须是与工具匹配的。所以，在培养雇员的教育模式下，人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一旦与新工具不匹配了，这些才能就失效了。在才能的应用性定义上，他们已经不再符合“才能”的定义。因为才能是“人+工具”。当工具一方无人再用了，与之匹配的人的知识和技能随之失去才能的意义。工具的变化（社会环境本身也可以理解为“工具”，因为其可以与人配合起来实现一定的目标和完成任务）导致人们必须有一种能力来与之匹配，组合成新的才能。工具不断变化就意味着才能不断重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重组。
当今世界，对创造性人才的重视前所未有。很多国际组织都发布报告，强调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创业精神是创新精神的突出体现。比如世界经济论坛说：“改革和创新精神为解决21世纪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了方法，它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恢复经济增长和提高人类福祉。”创业精神不仅属于经济领域，而且扩大到了社会和政策领域，社会企业家们能及时发现社会问题，并且运用创新的原则去推动社会变革；政策型创业者则能够从政策层面上为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内部带来改进和革新。
对学校教育而言，考试成绩与创新能力的反向关系，很值得我们深思。虽然说所有的学校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发展，但程度并不相同，这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创新活动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平衡分布。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数学与科学评测趋势（TIMSS）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国家和地区，像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2011年全球创新观察报告中显示的创新信心指数就大大低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考试成绩不管是数学、阅读、科学，都与创新能力呈现负相关。正如赵勇所说：“这种现象说明了善于制造高分的教育体系通常会导致学生创新活动减少和创新能力低下；同时，也说明了制造高分的教育机制或许会导致创新精神的缺失。”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还显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学习热情和信心反而变低了。比如数学考试成绩很高的国家的学生，在学习数学的热情和信心上反而很低，让人觉得好像那些考试成绩低的孩子没有自知之明，盲目地自信。可见，只学会了考试的学生，反而对学习缺乏热情和信心，未来不太可能富有创新精神。
那么创新能力是否能够通过教育系统化地培养呢？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曾就创新能力有很精彩的分析。根据郑也夫的分析，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都是稀缺的，原因在于，在人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由于环境的相对稳定，模仿学习在生存中起着关键作用。也因此，在基因层次上，经过自然选择下来的往往是模仿能力很好的人。既然如此，也说明教育培养大量创新人才的责任似乎是“不能承担之重”。同时，因为我们在认知上，如何培养创新人才都是不清楚的。更加确定的是，我们知道如何毁灭那些创新人才。所以要培养创新人才，教育范式必须要转变：“在这个范式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多样性的教育生态，并尽可能创造空间，让教育为学生兴趣和才能驱动，提供创造的土壤，而不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要让学生悟道，自己发展才能。”
如果我们也想让自己的创新人才可以出现“惊喜”，就应该在教育上适度放权。人人都有创新天性，只不过领域和程度不同。多样性教育生态可以让不同的学生尽可能找到自己的创造天赋以及可以发掘的环境和条件。
（作者单位系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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