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朱永新教育文集》（10卷本）是近年来受到读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欢迎的教育家文集，自2004年出版以来已多次重印。该套文集的版权输出韩国，标志着国内教育家个人理论著作首次集中输出海外。此事在当下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都颇具象征意义。中国本土的教育家自古以来层出不穷，而他们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国特色。《朱永新教育文集》版权输出韩国，象征着中国当代教育研究已经渐入佳境。本报特刊登江西师范大学何小忠博士对此事件的评论。

                                   在黄土地上刷新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中国制造

 

　　前不久，韩国语文学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签署了协议，决定集中引进10卷本的《朱永新教育文集》。应该说，我国个人教育理论著述被翻译到国外已早有先例。但是，像我们翻译《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杜威教育文集》那样，将一个中国教育家的全部理论著作大规模集中输出国外，这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曾从国外汲取了许多教育智慧，我国的教育和教育工作者在研究和教育实践工作中曾得益于外国教育理论的滋养。但是，中国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命运和价值到底怎样？我们为什么那么信赖，甚至崇拜外国的教育家、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观点？好像中国的教育家、中国的教师都不懂中国教育，唯独外国专家最懂。我们眼光不断地向外，祈求外国专家赐予中国教育良方。教育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似乎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份儿。随着洋洋10卷《朱永新教育文集》的输出，这种现象终于被打破了。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制造”的商品，还有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早就打入国际市场了。不过，教育理论作品与生活、文化等消费性产品毕竟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教育是塑造国家与民族性格、影响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自然是这个民族最深沉的思维积淀。撇开各种意识形态因素，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朱永新这个中国教育家的理论成果，能够得到另一国度教育同行的认同，我认为无论对于朱永新个人，还是对于中国近60年来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教育改革实践，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教育家群体的骄傲，也足令整个中国教育界为之自豪。

　　在黄土地上创新教育思想才会具有鲜活的中国特色

 

　　朱永新的教育论著为何受到韩国教育界青睐？中韩两国相近的文化传统和近现代史上相似的民族遭遇，或许是原因之一。因为这使得韩国教育界对中国教育家及其教育观有着相当的认同。但这也只是背景因素，重要的还是朱永新本人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朱永新创立“新教育实验”，立足于中国教育现实、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与智慧，并结合西方教育理论和观念，艰辛地探索中国素质教育的可行之路。他倡导“把分数的教育变为心灵的教育”，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构筑理想课堂等，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构建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儿童课程、以“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为核心的教师发展模式；强调“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等具有原创性的教育理念。这些鲜活的理念及其在基础教育界产生强烈的思想凝聚力和实际成效，正在悄悄改变着教师的生命实践，改变着很多学校的教育面貌，也显示出鲜活的中国特色。这些才是朱永新和他的教育理论走出国门的真正原因。如果朱永新紧紧追随着苏霍姆林斯基，或者仅是叶圣陶思想的变种，那就不是朱永新，更不会有版权输出这回事了。

　　我们既需要崇洋也需要崇中，既需要厚古更需要重今中国教育应如何看待本土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

　　我国历来重视教育，5000年的教育实践传统铸造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这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但在我国目前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似乎过于崇洋轻中，厚古薄今。尤其是当代本土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果从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算起，中国现代教育已经有103年的历史了，更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成就卓著的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长时期、大规模的本土教育实践，涌现了大批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对于这些本土教育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总觉得，我们教师学习西方教育理论有点像中国人吃西餐，偶而吃吃，觉得很新鲜也有趣味，但回归日常生活我们还得吃那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中餐。看一看一线教师最喜欢读什么书、教育图书畅销排行榜上流行什么书，就可以明白滋养当前教师心灵的理论观念是什么了——那就是本土教育家创立的本土化的教育言说。我们无需刻意远求，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需要既贵远又不贱近，既崇洋也崇中，既厚古更重今。

　　我们的教育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教育实践过程的基础上中国教育家如何创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产品？

　　杜威曾经指出教育科学的三类资源：一是教育实践过程，它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料和题材，是研究结论的最终检查途径；二是各种已经成熟的科学，它们构成了我们理智地处理教育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资源；三是特殊的资源，如与教育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以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还有像元教育学这样的理论。后两种资源实际是教育理论的基础理论。

　　我国现代学科制度下的教育理论生产主要依赖后两个途径，即大量的教育理论产出是基于基础理论的推演。这尽管是必需的，但由于缺乏与教育实践过程的充分地直接接触，容易导致“安乐椅空想的教育科学”。事实上，繁荣的教育理论背后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脱离教育实践的挂“空档”现象。因此，中国教育家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更应当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建立在“教育实践过程”及其“提供构成所探究问题的资料和题材”的基础之上，以创造真正的教育理论产品。

　　真正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都是这样形成的：苏霍姆林斯基扎根巴甫雷什学校，杜威有自己的实验基地，小园国芳在玉川学园的办学实践中将欧美的“新教育”理念融于儒家教育传统才创生了“全人教育”理论。中国的朱永新也是这样一个走出传统教育理论生产路径的当代教育家，他的教育著述关注现实，切中时弊，满怀激情，充满诗意，富于独创与个性，正是这些使他的教育理念受到中韩教育界的认同。

　　期待更多的“朱永新们”——中国当代本土教育家的涌现，并且期待走得更远，走向非儒家文化圈的欧美教育界，让中国教育智慧滋养世界教育工作者的心灵，造福全世界的儿童和家庭。（何小忠）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