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南名校为对象来考察中国文化教育的实施状况，看似是一个教育史的选题，但实际上却触及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

晚清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金浪

　　·该书以江南名校为研究对象，着力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教育的实施状况。这看似是一个教育史的选题，实际上却触及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

　　·如若将大学比作思想变革的风口浪尖，那么这些遍布全国的中小学就是风浪下那个巨大的水体，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

　　·江南自古而来的深厚学术积淀与江南名校独特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互为表里的，就像两棵参差环抱的巨树，使得传统文化的根基不至于被西方文化的洪水冲击得体无完肤。

　　记得数年前读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深感其体大思精、内容宏富，及至发现该书乃是专为中学生所写，不免对当年的中学生心生惊羡——羡的是他们领受大师言传身教的机缘；惊的是他们的国学修养程度，要知道该书即便是现在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够通读，由此可知当年的中学国学教育已经达到了何等水平！

　　然而遥想终归是遥想，笔者却从未发现哪本书专以晚清民国的中学国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是以大学为策源地的。戊戌变法始倡大学之制，或参德国，或仿日本。而1906年科举制度彻底废除之后，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更是在一时之间成了权力斗争的焦点。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下，新旧人物会聚一堂、明争暗斗，并最终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大学在反对旧体制的同时也迅速演变为了新体制、新文化的据点，尤其是国学一门，因其处于中西新旧的风口浪尖而成为盘根错节的所在。正是因为暗藏着思想与体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纠缠关系，围绕着国学与大学教育体制的聚讼纷纭而成为当下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陈平原、陈以爱、罗志田、桑兵等人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某种范式。

　　风动于上，势必波震于下。当研究者把视点聚焦在金字塔顶端的时候，中小学教育这个基本层面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里有序，乡有庠，国有学，次第有序，自古皆然，三代之制在现代学制中仍然得到了保留，即由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等级制。最早的一批新式学堂同样是戊戌变法的成果，在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之前，开明的江南士人就已经抢先一步，开始设立新式学堂了。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公民教育被收编到国家体制之中，这是非比寻常的大事。如若将大学比作思想变革的风口浪尖，那么这些遍布全国的中小学就是风浪下那个巨大的水体，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尤其是在民国教育国有化之前，清廷势力除了在名义上将新学制公布天下之外，实际上对地方办学一方面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也是有心无力。于是，地方学校自然成为新旧势力博弈的场所。在这番博弈中，西学是如何凭借现代化优势成为势之所趋的，而国学又是怎样从垂死挣扎中发生“创造性转化”，并通过对新体制的融入来捍卫自身尊严的？这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

　　周勇的这本《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似乎有意要来弥补这一缺憾。该书以江南名校为研究对象，着力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教育的实施状况。这看似是一个教育史的选题，实际上却触及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面对这样一个深浅莫测的选题，如果仅仅满足于材料整理，浅尝辄止也许并不困难，然而要是把问题讲得清楚明白，却远非易事。

　　该书找到了一个前人不甚重视的领域——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正如前文提到的，尽管国学与大学体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但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它与作为教育基本面的中小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该书对清末民初的无锡小学堂与民国时期的苏州中学倾注了不少精力。

　　此外，该书将地域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纬度。作者之所以研究“江南名校”，乃是要与前人所关注的京师重地作一对比。江南自宋代以来便是中国的文教重地。乾嘉以降，更是学人辈出、引领风气，经史之学，冠绝天下，其中又以苏州、常州两地为盛。与新学势力隆盛的京师相比，江南学风的确是自有渊源。这种差异甚至造成了后来北大和东大在国学研究上的对立局面。因此，以江南名校为研究对象就更具备了典型性。正是为了凸现南北对比，该书在以“江南名校”为题材的同时，并未止步于无锡小学堂与苏州中学，而是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到了东南大学。南北之争最明显的表现也就是以东南大学为据点的学衡派、南高学派与以北大为据点的新文化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但对于这一公案，该书似乎未能给出新的阐述。

　　无锡小学堂、苏州中学以及东南大学在书中构成了某种梯度关系，从而使全书的论述不至于过于散漫无章、临空虚蹈，同时也展现了更宏阔的视野。无论守旧还是革新，都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而教育变革人心的功效使其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可以说，江南自古而来的深厚学术积淀与江南名校独特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互为表里的，就像两棵参差环抱的巨树，使得传统文化的根基不至于被西方文化的洪水冲击得体无完肤。相反，不论事异时移，这种文化的根基总能在学术与人心的互动中萌发新义、焕发生机，往往体现为：一方面像学衡派那样在古典的怀抱中寻求中西会通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如钱穆用毕生心血“为故国招魂”。

　　钱穆历小学、中学，而后大学，后来又将星星之火播至香港和台湾，可以说，他既是江南名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其继承者与光大者。而当下的读经运动，似乎也是这种尚未断绝的江南传统的当代延续。

　　由于该书讲述的是江南名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因此也就少不了大师们的身影，如钱穆、吕思勉、吴梅、吴宓、辜鸿铭等人的教学或生平事迹，书中均有涉及。对读者而言，这本书虽有学术深度，但更像一本通俗读物，既让人拜服，又让人亲近。

　　《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周勇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1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