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书店挑书，一样的著作内容，我们会去辨别不同的版本;去超市买方便面，一样面做的东西我们非要看看是什么牌子。书，不同的版本读来感觉不同;方便面，不同的品牌吃起来味道不同。这不同的感觉和味道何来?出版社和方便面厂家在一般基础上的“加法”有异也。最近，据有关媒体报道，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也在多年前开始给他学校的博士生做了些“加法”。但书与方便面，一雅一俗，从一般读书人到普通老百姓似乎都理解其中制造商的“加法”，杨叔子先生的“加法”却在不小的人群里犯了“众怒”，引致了媒体上的一片挞伐之声。

　　杨叔子先生那个在某些人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加法”，据《现代快报》报道是这样的：1997年，杨叔子作为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开始要求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前七章，不选不背不接受论文答辩。

　　许多人对杨叔子先生做法挞伐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论文答辩需按论文答辩的规矩办事，挟答辩以令背《论语》、《老子》是“仗势欺人”，违规违法;二是怀疑《论语》、《老子》的文化代表性，认为书籍那么多，为什么非选《论语》、《老子》;三是“人文”不能强加，特别是理工科博士生应该有只爱自己专业的自由。

　　关于这些理由的提出，我很怀疑那些愤怒的人们是否具有冷静的思考力。其一，论文答辩自然是有规矩的，国家也是有明文规定的，论文答辩不能私自乱设条件，但背《论语》、《老子》为什么就非得是一些人所理解的答辩前的乱设条件?我们都知道，论文答辩前要完成一些学业的基本必修，背《论语》、《老子》为什么就不能是博士学习期间的一门基本必修课，而非得是答辩前的临时“逼债”?!其二，关于什么书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更荒谬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个人喜好，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所有人的“公约数”：《论语》、《老子》确实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基本文化原典。再退一步，即使不选《论语》、《老子》那么有高度文化代表性的图书又能怎样?只要是有充分价值的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容忍学校和老师自己的个性眼光。其三，什么叫人文“强加”?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呼吁，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文素质现在和将来会在一个什么水平。理工科学生不用学习“人文”固然早已不值一驳，但打着自由选择权幌子削弱人文教育应值得警惕。

　　我们的教育中按部就班的因素太多了，创新是教育进步的源泉所在，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教育不停地添加亮色，杨叔子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的教育所应鼓励的亮色之一。我们应该珍惜这种亮色。就像书因为有了不同的“加法”，我们得到了气质不同的版本书，方便面有了不同的“加法”，我们尝到了各种口味一样，我们的教育也需要有个性的“加法”。

　　新生事物，常规之外，总是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我们对此理解，但我们希望人们在起哄之余能沉潜思考，明辨是非，及时改正，否则社会变革的功臣成了舆论戕害的对象，那就真的岂是一个冤字了得了。

　　对那些动辄就吵吵嚷嚷，非得把天下的方便面都做成一样面饼子味的人，我们决不能容忍他们肆意胡来!（作者 徐启建）

 

　　《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2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