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课程研究（2006-5）  
  
        
    据汉网转引一条消息：昨日，舒婷现身于华中师大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文学教育与课堂教学高峰论坛。她与一位评论家和一位中学教师一道，分别就她那首著名的《致橡树》，为华师一附中的高一学生授课。结果，三个人读出了三棵不同的“橡树”。首先上场的是著名文学评论家、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教授。孙教授认为，舒婷此诗最伟大的创举在于，她把分别来自于东西方的两个不同意象——橡树和木棉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而在舒婷以前，个人的泪珠是不能写成诗的，因而，她在诗中的“叹息”，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解禁的信号。来自黄石实验高中的何建中老师在执教这首诗时，在逐字逐句分析了这首诗后，又引导学生对其中的爱情观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探讨。舒婷说：“孙教授的讲解像手术刀似的将其剥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而何老师的讲解，则是将其剁成了肉泥，又被包成各种各样的饺子。”她说，评论家们总是把一首诗说得那么复杂，其实不然。1977年的某个晚上，舒婷与一位老诗人在鼓浪屿上散步。老诗人抱怨说，自己一生遇到的女性不少，但漂亮的都不温柔，温柔的都没文化，没一个完美的。有感于此，舒婷当晚就写了这首诗。诗中的橡树形象来源于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电影中那棵在四季中以不同形象出现的橡树，让她觉得“像刀，像剑，也像戟”。而她居住的鼓浪屿岛上无处不在的木棉，其硕大的花朵“噗”的一声，掉落在地上，很像沉重的叹息。 
    后来，在三峡的游船上，她写下了《神女峰》，倡导“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以修正自己在《致橡树》中的爱情观。 
    而在前不久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有人问舒婷：“干吗要做树，和男人一样?” 
    年过半百的舒婷回答说，她现在愿意做一把锯子，把木棉锯成家具。全场爆笑。 
    同样的《致橡树》，三人解说出来了三棵不同的橡树。三人孰对孰错、孰高孰低，就成了一个疑问。也许舒婷更具权威，因为作品必竟是她写的，写了什么和想写什么，她应该最清楚。何老师我不熟悉，姑且不论，就文学评论专业水准论，孙绍振教授无疑资格更高。 
    这真真是一个让人疑惑的事情。然而，用阅读模型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轻而易举。 
    从表现上看，阅读活动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一是文本，一是读者。然而，在文本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在阅读活动中，有三个意义存在着，即作者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和读者的意义。这三个意义中，以文本的意义最重要。它是作者意义的文字化结果，又是读者意义的物质前提。然而，它不同于作者的意义，因为作者的意义在表达的过程中会因为主观上的各种顾虑和客观上的词不达意而变形；它也不同于读者的意义，阅读是一个主观参与的活动，而每个读者都必然带着前阅读，这种前阅读必然干扰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接收，使读者不能完全得到文本的意义，这就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作者意义和文本意义是否一致的问题，很多人论述过。余光中在评完洛夫的《午夜削梨》时说：“也许洛夫自己并没有想这么多，但诗如冰山，隐藏在潜意识里的究竟有多深，恐怕诗人自己也难以决定。”作为诗人和诗评家，余光中的话是经验之谈。就理论上而言，作者创作文学作品时的状态常常是综合的。比如灵感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作品为什么要这么写，作者并不清楚，可能只是灵感突现，一个作品就完成了。然而，每一部作品必然是作者经过长期考虑后所完成的。灵感构成的因素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潜意识，而作者也不可能明晰掌控它。作者不能完整而准确地了解自己表达了什么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存在。 
    这一点在舒婷的创作中也有体现。比如，舒婷讲创作《致橡树》源于一位老诗人的抱怨，然而，《致橡树》塑造的木棉形象，并没有强调老诗人所期望的漂亮、温柔或者文化。这个木棉是一个要和橡树并肩站在一起的形象，和老诗人的感叹关系实在不大，完全是舒婷的理想的爱情观的宣言。显然，老诗人的话语只是起了个触媒的作用，触发舒婷的创作灵感而已。这显然是舒婷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的。《致橡树》的创作实在也并不真如舒婷的解释——“果真没那么繁复和暗藏深义”。 
    除潜意识的影响之外，作者不能成为评论自己作品的绝对权威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他的表达结果和他的表达意愿本来就有差距。我们知道，作家的表达是有限制的。如影响家庭关系的内容就不愿写，得罪人的不能写，可能会形成文字狱的不敢写，有时写了也不敢承认，还要掩盖。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什么不是“满纸辛酸泪”?为什么是“满纸荒唐言”掩盖下的“一把辛酸泪”?这中间就有不敢表达的意思在其中。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上来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傻瓜才相信他说的是汉皇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洋人也一样，托尔斯泰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显身、叫我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就前边的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现在的舒婷已然没有了当初的激情与浪漫。这在她后来的诗歌中有明确的表现。当她写下《神女峰》中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样的诗句时，她显然已经向现实低下了高昂的头。而她宣告“我现在愿意做一把锯子，把木棉锯成家具”时，我们看到的是完全否定了爱情中理想与浪漫的舒婷。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舒婷，是锅碗瓢盆的舒婷，是一个背后时刻站着一位老公甚至一个家庭的舒婷。让这个舒婷谈年轻的浪漫爱情无疑是强人所难。这种不一致的言行只能说明，现在的舒婷和原在的舒婷已经非常陌生。显然时间和经历彻底改变了舒婷对自身诗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家具”的舒婷也只是浪漫的“木棉”的一个读者，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读者罢了。我们可看到，表达的偏移、思想的变化，已经基本取消了舒婷对《致橡树》的发言权。所以，今天的舒婷所解说的《致橡树》也一定不是原初的《致橡树》。这倒正应了一句人们常用常错的话：作品出版，作者死亡。 
    在阅读模型中，孙老师和何建中可以归于读者。他们的理解也就是读者的意义。从读者的意义上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两位老师英雄所见大异也就正常不过。不过他们两个的“异”都有迹可寻，他们也是异中有同。他们的同与异，舒婷却以诗人的敏感体悟到了，而且以诗人的语言有精简的表达：手术刀与肉泥及饺子。虽然有许多调侃和否定的成份，却也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作家和评论家的不同工作指向。 
    作家的写作是综合的，作品的完成就像孩子的出生，是一个整体。好的孩子一看就非常漂亮，只是整体印象。然而，评论家的任务却更像是解剖，他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孩子的生理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孩子解剖开(当然作品和孩子是不同的)；如果一个评论家不做解剖的工作，只是指着孩子说，“看，多么漂亮的孩子!”读者是不会答应的——凭什么你说一句大家都能说的话就成了评论家?太便宜了!所以，孙教授能够将《致橡树》“剥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正说明孙教授的评论水平之高。而孙教授的这一句话，“在舒婷以前，个人的泪珠是不能写成诗的，因而，她在诗中的‘叹息’，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解禁的信号”，则说明了孙教授准确地找到了《致橡树》在文学表达史上的位置，这显然是舒婷做了而没有意识到的，也正是孙教授高明的地方。同理，何老师能够将《致橡树》“剁成了肉泥，又被包成各种各样的饺子”则正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的本分；试想他不这样，难道让文学消化系统尚不完备的学生自己面对一个完整的原生态囫囵吞枣?可以说，剁成肉泥，再包成饺子，正是何老师所做的适合中学生消化的一顿美餐。 
    在阅读模型中，三棵橡树各就其位，各展其异，不乱不迷，不弃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