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慈相济 甘为人梯

                                 北京师范大学   林崇德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最近有记者问我三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什么是你最大的幸福？”“怎样当好老师？”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44年的教育生涯之中。

　　1960年5月，我受中学班主任的影响，决定放弃成为当代詹天佑的愿望，把报考大学的23个志愿全部填写为“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成为北师大第一届心理专业的学生。从教44年，我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各自岗位上取得的成就，实现了我平生的追求：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我认为，讲师德首先是要讲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敬业奉献、教书育人。大学教师要以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培养国家栋梁为己任。目前我已带出了6位博士后，培养出了51位博士，他们中有31位晋升为教授，24位成长为博士生导师。他们突出的特点，一是业务上过硬，有的成为特聘教授、优秀学术带头人、国外名牌大学教授。200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821名专家中，有我培养的两名博士。我的学生、北师大副校长董奇教授创建了心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是具有综合素质，大多数学生既能当学者专家又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三是做出了突出业绩,有的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成为拥有亿元资产的企业家。

　　我教书育人的理念是：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

　　“师爱”是“师德”的灵魂，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我的师爱源起于我的恩师，特别是朱智贤教授。是德艺双馨的恩师，把我培养为博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反复地对学生说：“我的恩师是怎么培养我的，我就怎么培养你们”。我希望恩师的这份师爱通过我和我的学生延续下去。

　　师爱是严慈相济的爱、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爱、无私广泛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学生 “亲其师”， 才会 “信其道”。

　　1986年以来，我积极创造条件，先后送16位研究生到美国深造，他们学成后，有15个学生按时回国,为国效力。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当我们打开美国心理学论著时，除了引用国际公认的瑞士皮亚杰的资料外，都是他们自己的成果；当我们翻开前苏联心理学书籍时，给人一种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但如果再来看看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从设计到结果，几乎都是别国的东西。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中国人口众多，心理科学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回国能为心理学的中国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4年，佐治亚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我携夫人去美国讲学，条件是提供往返机票和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我表示感谢，同时提出希望把这笔经费用来资助我的博士生、现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学术带头人俞国良教授出国深造。那位美国教授临走时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有孔夫子思想的中国老师，这样对待学生，我深为感动，我回国后必须办成此事，若办不成，也对不起这样的中国老师。”

　　我常对学生说：“论年龄，我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内心也把你们当我的孩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问题，我都考虑得特别细致。对学生，我不仅在他们求学期间给予关心，即使毕业后仍然“跟踪服务”。为解决留校学生的住房而四处奔波，为他们的发展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为他们的配偶调动多方奔走，甚至为他们找对象劳心费神，为解决学生子女的“小饭桌”问题而去求助小学校长，为外地学生的学科发展出谋划策。我的学生、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申继亮教授曾深情地说“不是父亲胜似父亲”。我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员教授张日博士说：“我每年要回国七、八次，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母校与恩师是孕育这‘根’的土壤”。但我觉得，我仅仅做了一点教师应该做的事情。

　　学术梯队建设是我学术生命的延续。惟其如此，多年来，我甘为人梯，积极扶植年轻学者。自1988年起，我先后推荐两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担任副所长。1999年，我五十八岁时，坚持辞去首批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基地所长职务，并极力举荐一位三十四岁的优秀青年学者担任。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是我履践笃行的“师爱”的内涵。“爱”仅仅是我“师爱”内涵的一半，其另一半则是“严”。没有严就谈不上真正的爱。因为爱必须严。

　　我对学生的“严”，首先是“做人”上的严格要求，因为一流人才的基础是砥砺一流品行，因此我强调理想信念，强调艰苦奋斗、厚德载物的传统美德。我坚持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政治教育，既教书、又育人，全面关心学生进步，亲自介绍11名研究生入党；我提倡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要求学生不能随意更改任何数据，更不能抄袭别人的成果；要求学生从具体小事做起，把做人与学业发展结合起来。每年的迎新会上，我坚持讲一个话题：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要求学生讲诚实、讲良心、讲气节；我积极鼓励自己的研究生承担社会工作，培养他们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另一个“严”，是做学问上的严格要求。凡考我的博士生，我从逆方向提出“五不招”的标准：考前没有任何成果的不招，面试时发现缺乏创造精神的不招，没有拼搏精神的不招，没有成就动机的不招，有才无德的不招。我所指导的研究生，都要过实践关，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积极地投入到全国3000多个教育实验点去，为基础教育改革贡献力量。在此基础上，严格抓好知识、科研和论文三个环节。博士论文预答辩前，我通常要给学生来来回回改上五、六次，几次改下来，学生们就知道了什么是规范，什么是严谨。有的学生的博士论文曾在我的要求下改了二十多遍。其中有个学生对我说：“我是您最笨的学生”。我说：“不，你是我最认真、最刻苦的学生。” 

　　自1999年开始，教育部每年都要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北师大五年内共有10位博士获此荣誉，其中就有两位是我带的博士研究生。当然我知道，这是团队的作用，主要是学生奋斗的结果。

　　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一流的学生。在师范教育界，有句经典名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曾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观点：除了师德，高校教师的威信直接取决于其教学水平和科研成果。在我的工作日程中经常没有节假日、星期天，迄今为止，我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16部专著，主编了近4000万字的工具书和学术丛书，获得24项省部级政府奖项。我提出的思维结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流大学必须建立一个一流的教师群体。1985年5月，我协助恩师朱智贤教授创建了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经过近20年的努力，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拥有一个团结奋进教师群体的研究机构。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家评价为达到国际水平的博士点。从1999年起，先后被评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然科学重点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学科。在2004年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我们的心理学一级学科名列全国第一。记者做过这样的统计，我指导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平均发表的学术成果，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数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学校的整体水平和教师群体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为了当好导师，培养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我深感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律己就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师风。我是搞智力发展研究的，近年来深感师德问题的重要，我曾花了一年多时间于2001年主编出版了近百万字的《师德通览》。我应当首先成为高尚师德的实践者，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我认为，当前淡泊名利，反对学术腐败，严肃学术风气应当是大学教师师德的基本要求。我与学生一起做研究，学术成果署名时，学生的名字往往排在前边；我的论文著作中，十分尊重原始数据，十分重视原创性；作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我拒绝编辑那些能赚钱但水平不高、误人子弟的教材；作为学科评议组负责人，在参加相关的评审时，我坚持公平公正，是不是自己的学生一个样。廉洁从教是新时期师德师风的要求，作为研究生导师，我从不接受在读研究生的任何礼品；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主动上交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我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多次谢绝与申报博士点、硕士点有关的来访要求，更不收取他们的谢礼。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一所学校的领导和同行带着礼物来看我。我说：“你们要给我送礼，就连门也不要进了。”我们在楼下的自行车棚里谈了半个多小时的学科建设，临别前，我嘱咐他们把带来的礼物拿走。这样做似乎不通情理，但我认为，作为教师必须如此，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老师朱智贤先生在世时，只要我不出差，每天必定去一趟他家，一方面向先生汇报工作，一方面照顾先生。1987年，我应邀到美国讲学，走后不久先生患了重病，师母杨敏老师苦不堪言，我闻讯后，安排好手头的工作，立即回国照顾老师。先生见状非常高兴，很快就康复出院了。1991年先生去世后，我依然每周定期去探望师母，为她排忧解难，直至1997年底她老人家逝世。目前我与朱老的子女相处得犹如亲兄弟姊妹一样。尊重老师，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关心、照顾，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老师的学术思想。我先后协助朱老主持了两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主编了两部大型工具书；又和朱老一起撰写了两部专著。朱老逝世后，我主持修订了朱老的传世之作《儿童心理学》，由于我的全力操持，在朱老逝世10周年之际，终于出版了《朱智贤全集》。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是北师大的校训，也是所有要成为“人师”者的师德规范。我今年63岁了，假如有来生，我还要把所有的志愿都填报为“师范”，再当一次光荣的人民教师。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