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教育有把钥匙,把握准了,教育者可以快快乐乐地授业,被教育者能够快快乐乐地接受——这把钥匙就是心理学。北京市西城区在实施德育教育过程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心理教育模式。

　　医生开来的两纸诊断

　　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的发展、学生的变化 、家教的压力给教育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也使教育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困惑。社会发出了一致的呼喊 教师的素质亟待提高。

　　西城区有个学生屡做“小偷”,医生却开出一张使教师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诊断书 “此学生的行为不属于道德问题,而属于心理问题,请老师不要再给他记处分了,要让他定期到门诊治疗”。更使教师们想不明白的是医生竟然真的治好了这名学生的“惯偷病”。一个学习好得人见人爱的孩子,临近高考却要坚持放弃,家长急,老师急,就追逐着这个学生加压力,做工作。这时候,家长叹息着送来一纸诊断书 “考试焦虑症,建议休学。”老师们说 “从未听说过偷东西不属于道德品质问题。”“明明是胸无大志害怕考试,怎么可以用‘休学’来做掩护？”一件件怪事迫使西城区授业解惑者们进入心理教育的领域。

　　他们发现,原来“学校心理教育”并不陌生。只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没有很好地有目的、有计划地细心研究它、重视它。其实,心理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的孩子平时学习很好,可一到考试就砸锅;有的孩子挺聪明,可就是自制力太差;有的学生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不适应出现了冷漠、烦躁,甚至还会说些怪话;对青春期的到来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出现了对立情绪,甚至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司空见惯的问题,对未成年的学生来说,好多都属于心理问题。

　　“许”与“不许”的距离

　　一次，为和某校的老师们研究学校心理咨询的方法,老师们“监听”了一个学生的咨询。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学生：为什么我们想做的,老师、家长却不让我们做,而我们不想做的,老师、家长却非要我们做不可呢？

　　老师：你说对了,老师和学生想的都一样了,还要老师干吗？

　　学生：难道老师每天研究的就是不许我们做什么吗？这不就是老师和我们对着干吗？

　　老师：这不能叫“对着干”,这叫“教育”。不然,要老师干什么呀？

　　学生：难道教育就是“不许”我们做什么吗？

　　听着学生渴望解脱困惑的话语,听着老师认真、恳切的解答,教师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们知道,有这些困惑的,绝不仅仅这一位学生;这样开导学生的,也绝非仅仅这一位老师。

　　“许”与“不许”,只一字之差,但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不许”没有协商、没有尊重,体现不出“人”的平等;而“许”是一个研究人的过程,是一个研究需要的过程,是一个教育内化的过程。

　　“警示录”与“心语牌”的差别

　　“不许打闹”、“不许乱写乱画”、“不许大声喧哗”……一条条“警示录”,现在都已换成“脚步轻轻,我不扰他人”、“从我雪白的身体上,看见了你美好的心灵”、“我是文明好学生,遵纪守法不打闹”……这些亲切的“心语牌”,不要说学生,过路的人看了,心里也舒服。

　　就这么几个字的更改，却揭示着一种教育观念的更新，创造着一种学生需要的宽松、和谐、愉快的教育环境。

　　长安中学路雪莲老师面对初二学生淘气、难管、爱踢球的特点，没有下禁令，领着他们踢遍学校无敌手后，再到校外找对手，在丰台体育馆被强大的对手以1∶17惨败之后，学生哭了，老师也哭了。学生们说：“足球给老师丢了这么大的人，今后学习、纪律不能再给老师丢人了。”

　　黄城根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在准备送学生上体育课时，发现一位学生在吃糖，老师说：“请你把糖吐了。”学生说：“早上晕车，治病的。”老师说：“上体育课吃很危险，先把糖包在餐巾纸里，下课再吃。”学生说：“不行，不卫生。”句句在强词夺理。王老师按捺住情绪说：“那好，你先去问问体育老师，如果体育老师允许你课上吃糖，你可以吃，行吗？”这位学生避开人群就把糖吐了。这说明，学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妥，却不愿当众认错。老师改变了一味指责的做法，作到坚持正面引导，给学生一个台阶下，避免问题僵化，为学生创造一个自己教育自己的机会。这样的老师，就是学生们所喜欢的好老师。

　　事实证明，没有心理教育就没有完整的德育。在自觉不自觉中心理教育已在德育中、在素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城区的探索说明，心理教育绝不是专家的炒作，更不是谁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需要，是学生成长的需要，也是教育规律的必然反映。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的今天，更具有深刻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鲁斌